两年学习期间，刘杰的发报技术练得炉火纯青，收发设备也用得非常熟练。“15瓦的发报机，可以自己安装；一般的收报机，一个人就能修理好。”毕业后，刘杰被分配到新华总社通报台工作，负责联络山东、晋东南、晋西北、海南4个电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下令进军东北，中央军委总参三处的刘杰等多名电务人员奉命参加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的组建工作。他和十几位战友组成的先遣队，克服千难万险，从8月26日到10月底，经过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抵达沈阳。“进城当晚，我就去了电信局，找到了一部20千瓦的发报机。”11月15日，刘杰使用沈阳市电信局的大功率无线电台与延安联络成功，在战争的硝烟中，这成为黑土地上的第一道红色电波。

当时的无线电台天线架设在沈阳旧城的小南边门外，架设好的第二天晚上，天线就被黑枪打断了，天亮后同志们抓紧时间修复，可是晚上又被打断了，这种情况一连持续三天。有两个班的战士进驻电信分局，每天夜里两次去城郊荒野沿线路巡逻，确保沈阳与延安新华总社的通报不中断。“东北真是冷，冻得发报时手指都硬了。”刘杰对东北的天气记忆犹新，但不论条件多艰苦，发报从没停过，东北到延安的红色电波始终畅通。

1946年4月19日，刘杰和战友张磊、田禾等人随部队进入长春，接管原“满洲国通信社”，进城时还能听到激烈的枪声，看到建筑物燃烧的滚滚浓烟，他们在枪林弹雨中，与延安新华总社建立了通报联络。刘杰和同事从伪满电务人员口中了解到市内一些地方存有大量通信器材，于是连续多日到处寻找，终于在伪满洲银行地下室发现了国民党军队指挥部的电台，又在伪海军司令部和广播大厦收缴了大批通信器材……收缴的通信器材从50瓦、150瓦、500瓦的发报机到美国AR-88型收报机和日本高质量的收报机，应有尽有。这批器材和物资，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甘肃后，刘杰先后任兰州市邮电管理局党委书记，甘肃省邮电管理局政治部主任、副局长。“当时，兰州是西北最重要的通信枢纽，兰州邮电局还是西北五省（区）的邮电业务管理局，西安、银川、乌鲁木齐、西宁、兰州是西北邮电业务最繁忙的五个城市。”公众通信业务有条不紊进行的同时，刘杰接到了上级安排的新任务，就是对原子弹试验进行通信保障。

“没有经验，但我也不紧张。通信业务上分两部分，无线电台要保障收发电台的畅通，有线部分要保障明线的线路坚固。后来，出于防窃听的考虑，把通信保障重点放在有线上，我们发动民兵，在架空明线的电线杆下面都有人值守，确保一人一杆。”谈到这里，刘杰记忆犹新，“有线我们也要防窃听，明线有风险，于是大家想办法，最后决定挖地窖，把电缆埋到地下。”然而问题来了，没有现成的电缆，不但缺铜，还缺塑料胶皮。

刘杰没有被难倒，很快就想办法调配到了一批铜，并加工成铜线。为了把裸露的铜线变为铜缆，刘杰跑遍了兰州市的大型工厂，最后终于在一家工厂里找到了挤塑机。“后来很快就把铜线加工成了铜缆，塑料皮很结实，而且红线、蓝线好看得很。”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声巨响响彻罗布泊，同时伴有炽热的火焰和万米高的蘑菇云，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声巨响，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强大后盾和力量。刘杰和他的同事，以兢兢业业的工作保障了原子弹试验期间的通信万无一失，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

1971年2月，刘杰被组织调回北京，任邮电部援外处专家组组长，曾多次赴赞比亚、几内亚、马尔代夫等国负责援建通信工程项目；1975年12月任邮电部设计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1983年12月，刘杰在邮电部设计院离休。

斗转星移，世事浮沉，百岁老人刘杰对党的赤胆忠心从未改变。从1939年入党至今，不论在什么岗位，刘杰都用他的行动表达了对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为党的事业奉献了一生。这位已有80年党龄的老党员最后用朴实的话语表示：“党分配什么，我做什么，分配给我的工作，一定要干好。”